中西史学比较理论

摘 要：杜维运先生的《史学方法论》一书，自出版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其修订增补版是先生经过多年研究，在原书基础上所做的修改与完善。本文试从文章结构框架、内容思想、意义影响三方面来分析先生著作，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并指导中国史学的研究。

关键词：杜维运；中西史学比较理论；《史学方法论》

杜维运先生，山东嘉祥县人，1928年生，1950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两年后，在牟闰孙先生的劝导下转入历史系，进行历史学的学习研究。大学毕业后，继续在台大历史研究所李宗侗先生的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1962年赴英留学，在这期间研读了很多有关西方史学史、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著作。1964年回国继续在台大教书。1974年再次赴英留学，为期一年。1977年，离开台大，应聘于香港大学中文系。在这期间，主要集中精力写了《史学方法论》（1979年版）、《中西古代史学比较》（1988年版），为撰写《中国史学史》做准备。1988年离开香港，后又在台湾政治大学教书，70岁退休后，仍当兼职教授，75岁停止授课。

杜维运先生治史近三十年，主要醉心于中西方史学的比较研究，这主要得益于大学外语、历史的专业基础，再加上两度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学习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为以后的研究储备了良好的专业和语言基础。正如先生在《史学方法论》一书中所谈到的“写一部理想的史学方法，要有一个世界史学的基础，最低限度要兼通中西史学”①。《史学方法论》修订增补本，可谓“为《史学方法论》动大手术”。除修订初版个别讹误之外，新添了先生近年来史学研究的一些新成果与新观点。如“一部柔美的历史”、“可以看到听到的历史”、“史学家的胸襟”等章节，一经出版，反响很大。以下主要从著作结构框架、内容思想、意义影响三方面来深入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

一、结构合理，条分缕析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一书，以“增写版自序”、“修订版自序”、“初版自序”开篇，说明修订增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也开门见山地指出该修订增写本与原本在内容和思想上的主要区别。书中“皆尽量多增加中国的史学方法”②，对某些篇章进行了更名，将《历史辅助学科》改为《博学与历史研究》，将《历史的功用与弊害》改为《历史的两个境界》。之后分二十七个章节进行分别论述。笔者根据内容将全书二十七个章节大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绪论，以史学方法与史学家为主体总领全书。第二部分为第二章与第三章，作者提出悬念，什么是历史？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做出了简要论证并得出“历史是历史，不是其他”③的结论。第三部分为第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章，以阐述史学方法为主，该部分是全书的重点。首先作者紧乘上一部分提出“历史不是科学，不是艺术，但是科学方法与艺术方法并不因此与史学方法渺不相涉”。④除上述两种方法之外，作者还提出运用归纳方法、比较方法、综合方法、分析方法等，各方法相辅相成，综合使用。史料分类和史料考证也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手段，“相信第一手的原书，而不相信转手记载是史学家必须恪遵的大原则”。比较方法和分析方法在研究史料时尤为重要，“史料的比较，是历史比较研究的初步”。⑤除运用史学本身的资料外，还应“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社会学科当成历史辅助学科的新趋势，影响历史研究，尤深且巨”。⑥历史想像与历史真理、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也是史学研究的方法。

阐述完史学方法后，就准备运用这些史学方法。紧接着作者在第四部分（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章）论述了关于史学写作方面的内容。历史文章该具有什么样的特性与风格、引书的理论与方法、传记的特质与方法。另外作者在写史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柔美的历史、看到听到的历史、比较史学”等。史学家是历史的记录者，史学家的学识、品德均体现在历史的著述上。作者在第五部分（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章）对史学家的著史品德、胸襟与态度进行了阐述。提出“慈悲的胸怀、冒险精神、端正的心术、客观的态度”四大史德。第五部分阐明史学的功用与弊害，提出史学方法应承旧与创新，总结全书。

纵观全书，作者从提出疑问开始，到史学方法、再到史家之德、最后到史学方法的承旧与创新，环环相扣，逻辑严密，看似独立的各篇章，实际却有着内在的联系。

二、中西比较，内容广泛

杜先生将中西方史学比较思想贯穿于《史学方法论》一书，认为比较史学的研究重点在于“比较各国史学思想、理论、方法的异同，比较各国史学于其他学问的关系，比较各国史学对社会与人群所发生的影响，比较各国史学的术语等等”。⑦下面就史料考证、史学写作、史学家三方面做简要举例，来说明作者是如何将比较思想贯穿全书。

（一）史料考证

作者在史料方面，先解释为什么要做史料考证。然后提出将史料的外部考证与内部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在两种考证当中又提出了各自的方法，外部考证要辨伪书、史料产生时代的考证、产生地点的考证、著作人的考证、原形的考证；内部考证要确定记载人的信用、能力，记载的真实程度等。杜维运先生在外部考证中提到的辨伪书的方法与历史文献学当中的辨伪方法有异曲同工之效，让笔者深切地感受到：治学，尤其是历史学，一定要严谨，一定要对史料追根溯源，才能从异同中发现历史的真或者说是较为接近历史的真。作者对待史料严谨认真的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读《新唐书》、《五代史》、《元史》，应该结合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汪辉祖的《元史本证》来研究。作者对历史事件不盲从的态度，也值得我们思考。比如一些历史事实“讳之于本纪，而散见其事于列传…”⑧作者以“赵匡胤黄袍加身”为例，一般史书记载和后世史家均认为是赵匡胤的部下所为，但作者通过细考《宋史》对太后的记载发现，太后闻其儿黄袍加身，脱口而出“吾儿素有大志”，一句得意忘形的话，被杜维运先生从中提出并加以比较，得出：“陈桥驿兵变是计划中之事”。从中我们可以学到怎样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来甄别史料，怎样才能较为接近历史的真。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为解读真实的历史，在面对权威观点时，大胆提出质疑，小心求证。

在对待史料方面，作者介绍了归纳法、比较法、综合法、分析法等，并以举例的方式向我们介绍如何运用。比如“就文献中所出现的形容词、动词以探讨历史人物的个性与发掘时代的精神与思潮，是所谓内容分析法。研究个别人物以外，进一步搜集某一时代某些代表人物的作品，加以内容分析，或有可能窥见某一时代的时代精神与思潮。这是内容分析方法更广的层面。”⑨作者如此精确的解释，读后豁然开朗。这三种方法是相辅相成的，共同使用，正如杜维运在先生在书中简单质朴地说“归纳、比较的成绩，有待综合以发挥”。

在对待史料方面，作者着重阐述的是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中国古代史学家刘知几将所有史料分为“当时之简与后来之笔”就是对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区分。这与西方莫米利亚诺所主张的“将所有史料分为原始史料与转手史料”⑩的观点大致相同。作者又将直接史料化分为三类：当事人的记载与遗物、当事人事后的追记、同时人的记载。作者所讲的关于史学方法、史料鉴别等方面的知识，较为通俗易懂，而且不枯燥，读后值得细细品味。明白了第一手资料与第二手资料如何取舍，怎样运用史料才能提高写史的真实性。正如方苞在《望溪文集·万季野先生墓表》中所说的“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这就道出了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虽然价值不同，但不应该把他们完全割裂开来，而应该相互作证，互为补充。还明白了得到史料之后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判断史料的真实程度与可靠程度。杜维运先生在《史学方法论》一书中指出“认清史料的类别及性质以后，进一步对史料作精密的考证（名之为考据、审订、批评，皆无不可）。”这就要求史学家要有敢于怀疑的精神。史料要相互引证，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某一个地区、某一个事件，或者某一人物时，寻找史料的过程中不要把范围局限于固定的某些资料，而是要多方面，多角度的去研究。比如对高拱筹边思想的研究，除了他个人的传记、个人著作之外，还应该把角度转向“万历张居正改革”，从后人的历史来看前人遗留下来历史的印记，另外因其为明朝重臣，还可以从穆宗、世宗的本纪中寻找其踪迹。这样就可以做到全面地看问题、研究问题。

（二）史学写作

史料的查找、分析与论证就是为了运用史料，最终还是要归根于史学写作。作者在讲到撰写传记时，首先提出东西方文学界一致认为传记属于文学领域，但是作者又指出“凡是不遵守史学基本法则写成的传记，无一而是历史。传记基本上是历史的，披上文学的外衣，仅为一种粉饰”。然后作者又将传记分为长传、短传、类传三种来分别讲解撰写方法。在讲到如何写长传时，作者认为“长传人物所处的时代，应作细致的叙述。…写一人而及于无数人，写一事而及于一代大事，人物不虚置，事件不孤立，而传记在史学上的地位，乃不可动撼。”研究历史上的某一事件或者某一人，应该将其放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背景之下，而不应割裂开来，这样才能更好地研究当时当事，更加真实生动的展现人物的真。这也同时是评价历史人物应采取的恰当的方法。撰写人物传记最重要的就是在面对浩如烟海的资料时，如何进行筛选的问题。如果资料选择不当，就容易偏离史学人物传记的方向。作者在书中认为“择决富有私人色彩的资料，为第一原则。……如专书、文集、诗集、书信、日记、回忆录等”。但是作者又提出“摒弃参阅集部书而仅根据家传碑志（如行状、事略、墓志铭、神道表等）以写传记，将使传记走向绝境”。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多方面搜集资料来论证人物事迹，力求历史的真。

写史，还要注意“史学上的纯真精神”，给我们以巨大震撼，打破了我们对历史的以往认识。比如，对英雄人物的评价也应该尽量回归历史与人性的本原。一般历史上称赞岳飞的精忠报国，但也有人认为他是不值得的，是愚忠。但是，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毕竟是自己的家园受到侵犯，誓死保卫家园是不容置喙的。我们不能因其最终遭遇而对其初衷妄加评判，也许他本人认为我是忠于我的国家的，与谁君谁王无关。我们更不能诬蔑他们“顽固不化”，要历史地、宽恕地看待历史的一切。

（三）史家史德

作者将中国史德与西方史德相较得出史学家应具备“慈悲的胸怀、冒险的精神、端正的心术、客观的态度”四史德，作者先提出论点，再举例论证。比如作者在讲史德之三——端正的心术时，以阿克顿名言“发展、促进和武装良知，是历史的伟大成就。”和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一句话“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来证明，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对史德心术的要求是一致的。在讲到史德之四——客观的态度：气平情正时，作者首先将中国章实斋的“一为史学家心术的邪正、一为史学家心术的修养程度。”展现出来，说服力强。

三、结语

《史学方法论》一书是杜维运先生史学比较理论的重大实践之一，为三卷本《中国史学史》的撰写做了资料上、理论上的准备；对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书中普遍采用述论结合的方法，先提出论点，后列举中西方例证来证明，有理有据。此书的确是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一部优秀著作。

然而，《史学方法论》一书有很多观点是前后矛盾的。首先，作者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有些不当之处。认为史学家在“写一部贯通性的历史时，写及唐太宗、岳飞，无暇也没有必要强调唐太宗残忍及岳飞跋扈；写及大奸巨恶如出卖国家社稷、荼毒生灵之辈，不可也不应该称美其细行”，作者这样做是与在前面所倡导的“历史的真”想矛盾的。不利于后人对此人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作者最人物评价时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这样做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是不全面的。我们今天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将统计方法引入历史学研究当中，进行定量分析，以求增强客观公正。

其次，杜先生很多理论和实践是矛盾的。梁启超说中国史学有“四蔽二病”，对此杜维运颇为怀疑。他说：“晚清民初，西方史学浪潮冲入中国以后，中国史学界于欣羡西方史学注重国政民事之余，即屡屡攻击中国史学，殊值商榷。”他对梁氏的批评是比较客观的。因此他主张要对中西史学不偏袒任何一方，作公正的比较。从理论上说，这种态度是完全可取的，但实际上未必能如他所说。杜维运只谈到中国史家有直笔实录的传统，殊不知还有曲笔隐晦的风气。他还说中国皇帝不能干预修史，但宋太宗就一改君不观国史的传统而干预国史的修纂，以致在两宋酿成“国史之祸”与“私史之禁”。公正的态度应该是既谈优点，又谈缺点，然而在上面这个问题上杜维运没有做到。但是大家必须站在杜先生当时的立场去考虑此观点提出的国际背景即以白特费尔德等人对中国史学的偏见和攻击，面对白氏等西方史学家对中国史学的一面之词，杜维运先生为了维护中国史学，较为偏激地讲出了另外一面，也是可以理解的。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学院）

参考文献：

[1]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华世出版社，1979年。

[3]清）方苞：《望溪文集·万季野先生墓表》，《四部备要》，上海：中华书局。

注解

①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②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③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④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⑤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8页。

⑥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

⑦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51页。

⑧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⑨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6-97页。

⑩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

方苞：《望溪文集·万季野先生墓表》。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0页。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3页。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7页。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7页。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8页。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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