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研究述评

一、导言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年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制度变迁的庞大规模与深刻程度都是当代世界舞台上罕见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由传统社会走向了现代社会，由封闭社会转向了开放社会。最大的转型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目前市场经济的几个要素市场——商品、资本、劳动力、土地市场，除了最后一个以外，前三个基本建立。在文化领域，虽然变革比较缓慢，但是不论是从上到下的推动变革，还是下层的变革尝试都不曾中断。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加快了文化领域改革的步伐。2003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联合起来对文化体制改革作出重大决策。在2007年10月15日召开的十七大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暗示着文化领域的改革将进一步加快。

文化领域内对人们生活影响最大的是电视行业。在改革大潮中，中国的电视制度也在不断地变化，电视行业的性质由改革开放之前的党和政府的喉舌演变为今天党和政府的喉舌、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公共话语空间”等几种性质融为一体的行业；定位也由改革开放之前的文化事业单位到后来的文化产业部门再到今天的创意产业部门。如何解释电视制度的变革就成为一个具有现实关怀意义下的学术问题。许多学者从事了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研究，相关的著作也很多，研究的视角和趣味也各不相同。由于研究者的视角和趣味各不相同，造成了对同一个问题的研究难以形成对话。关于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研究，散布在不同的研究范围内，有些学者以新闻改革的题目在研究它，有些学者以媒介体制变革的题目研究它，也有部分学者直接以电视制度变迁的题目来研究，这种局面使得收集相关的资料要花费比较大的力气。本文试图从学科分类的角度出发对这一研究进行整理，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对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研究

新闻传播学一直以中国的传媒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所以新闻传播学的学者一直对中国传媒体制的一举一动进行着观察。关于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文章也是新闻传播学者著述最多。但是新闻传播学者对中国电视制度的研究差异性不大，也就是说争论不多，大家的意见比较接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良荣、吴信训等学者，他们对中国的传媒体制包括电视体制的变革不断地进行着观察和总结。李良荣的《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21世纪前10年中国新闻媒介走向》、《垄断·自由竞争·垄断竞争——当代中国新闻媒介集团化趋向透析》、《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轨制——再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性》等一系列文章对中国传媒体制的变化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我国新闻改革的总状况是：在维持新闻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由观念的变革来拉动新闻媒介的改革。媒介产业的体制特征是行政壁垒下的四级建制即中央、省、地(市)、县四级媒介网络。从1992年前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突出表现是媒介产业化步伐加快，一大批面向市场。注重经济效益的通俗化媒体获得较大发展。各个媒体的内部都进行了非常大的变革来应对市场竞争。吴信训也从传媒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中国传媒行业的发展进行了总结，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到1992年是广开财源、提高经济效益的探索阶段，1992年以后是市场经济观下的媒介产业化、集团化阶段。但是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对发生了的变化进行解释和说明，没有深入地解释中国传媒体制变革的原因和动力问题。

林晖认为新闻业改革的最大成就是两度引入信息概念。第一次引入信息概念改变了中国传媒单一的宣传功能，媒介以传播信息为主的功能得到了认定；第二次引人信息概念确立了信息产业的性质。使得传媒确立了事业和产业的双重属性，媒介经济蓬勃而起。从而使得传媒业的结构从单一发展为多元；经营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市场方面受众崛起，竞争展开；管理走向法制化，理念也有所更新。他对中国传媒改革的基本动力的归纳是认同了李良荣的观点：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社会生态环境变化是推动媒介变革的深层动力，外国学术观念引进带来的观念革新是外部的推动力。

对于中国传媒是否形成市场机制，目前新闻传播学界还没有统一认识，强月新的博士论文《我国传媒市场运行机制研究》认为中国的传媒市场已经形成，传媒业已经进入市场经济。而李良荣等学者认为中国传媒业还没有进入市场配置资源的阶段，不能认为传媒业已经进入市场经济。

新闻传播学对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研究主要是回答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这个问题，即对变迁的过程进行了很好的记录和分析，对于变迁的机制、逻辑、技术进行了一定的讨论。

三、政治学对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研究

政治学对中国电视制度变迁进行研究的文章比较重要的有钱蔚的博士论文《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她认为中国的传媒制度变迁主要由政治、市场与公共领域三方博弈形成。她认为政治与市场的互动影响着中国电视制度变迁，她把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动力解释为市场的发展，认为市场的发展是电视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政治顺应了市场的要求，以自觉和务实的方式来对媒体进行控制。她认为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性质是一个电视从政治权利领域走向“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过程。

对于电视制度变迁的历程，她认为制度的变迁首先源于观念的变化，继之以传播内容的正本清源和传播媒介功能的重新定位，然后才触及传媒自身的生存状态——产业经营的发展。产业经营的发展已成为电视制度变迁的核心，它又反过来影响了电视管理体制的变革，并为这种变革提供了内在动力。

张朝阳的博士论文《90年代以来中国传媒变革研究》指出了中国传媒的变革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的“增量变革”。这场变革所催生的增量和积累的存量，已对既有传媒体制形成了日益膨胀的博弈张力和变革压力，使其面临着一种深刻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危机。这种危机也把中国传媒体制逼入了必须进行“突破性改革”的“深水区”。

两位研究者都认为市场是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但是他们没有详细分析市场是如何推动中国电视制度改革的。同时他们认为政治会自觉地顺应市场变化进行媒体体制改革，过于简单和理想化。现实的情况是，在电视领域内，开放哪些市场，哪些内容不进人市场仍然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而不是一个市场性的决定。对此。新闻传播学的学者多有评述，比如邓忻忻就认为这种改革只是现存行政主导的广播体系的物理延展而非改制，是原

有体制的内向延伸而不是“增量改革”，他的观点与张朝阳的观点就形成了紧张的对话。

四、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中国以后．积极对中国制度的变迁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有解释力的模型和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从“成本和效益”出发对一些制度变迁做出了非常有力的解释。它的解释逻辑主要是“效率机制”。上世纪90年代，新制度学派在各个学科的影响非常大，有许多著作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电视制度的变迁。

陈怀林使用了“制度创新理论”来研究中国传媒的渐进式变革。他把中国的传媒制度分为三个层面：传媒的宏观管理制度、采编运作制度和经营分配制度。他认为改革的成本决定了制度各个层面的变革顺序；预期收益决定了各地传媒的改革动力；制度创新的路径是自下而上的合谋；创新的方式是连续的边际调整。

邓炘炘认为，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中国的大众传媒属于“政治性企业”，是政府规制的对象。从表面上看，国家通过它的政策和政治作用影响传媒效益的生产和分配，尤其是通过执政党和利益集团的行动影响资源的分配，影响经济作用的成本和利润分配。那么，反过来传媒市场和经济力量又决定着执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决定着权力和利益在各方面如何分配。双向的政治收益和经济效率取决于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如产权的所有制、经济主体的投资状态和其他界定交换领域和范围的博弈规则。而一种形式的制度变迁要花费多少成本才为社会所接受，取决于既得现实社会的权力结构。他认为，1983年颁布的中共中央37号文件最大的意义是向广播、电视行业内引入了商业经营元素或成分。这一突破性变化在当时又集中地表现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力博弈的结果。它所确定的规则是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地方各级政府兴办广播、电视的绝对审批权，在行政管控系统内部实行“权力下放”，以换取地方投入的积极性。由此形成地方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但是，这种制度安排没有向非公有制经济开放，也没有向其他公有制行业和机构开放，只是向省市以下的广电行政管理部门放开和扩大了对广播电视业发展的一定自主权，因此这种改革只是现存行政主导的广播体系的物理延展而非改制，是原有体制的内向延伸而不是“增量改革”。这使得广播系统由原来的纯行政或者纯事业性质的系统运转，变为“行政、事业、营利”型的三位一体。

五、社会学对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研究

传媒行业不是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范畴，但是由于传媒行业在文化和意识形态行业中的重要性，有少数社会学者对传媒业进行研究。

作为上海SMG集团的党委书记，宗明尝试着以组织社会学的方法对SMG集团进行了分析，她以“秩序是怎样形成的”这一问题为思考的出发点，在分析的过程中部分地吸呐了制度学派、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等理论流派所关注的“公共意义、制度绩效、稀缺性资源”的分析要素，再加入“制度的自我支持机制”这个分析要素，来对SMG进行案例分析，对当前电视台的实际运作进行了很好的分析。她的研究对理解电视业微观层面的变化非常有帮助。

潘忠党认为我国新闻改革的核心是“体制改造”，它不同于“和平演进”，也有别于“体制转轨”。他认为我国新闻改革的三大特点是：(1)现行新闻体制的基本原则不变。(2)缺乏目标体制的完整设计。(3)新闻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对新闻改革的行动主体——新闻工作者来说，这些特点的综合构筑了不确定程度很高的改革大环境。为处理这不确定性，也为体现改革空间之限定的正当性，改革的主体采取上、下“合作”的途径，以经营方式为驱动，以“临场发挥”为基本行为特征，创造性地运用改革话语中市场经济与党的新闻事业的语汇，改造新闻生产中的社会关系，重构现存体制的内在活动空间。这一改革的运行方向，至少从目前来看，并不在于“创造”新的体制．而是使现存体制能容纳相对多元的“非常规”活动，并使之具有更制度化、更可预测的特点。

六、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对中国电视制度的变迁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对于变迁发生的程度，有人认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人认为目前的制度只不过是原有制度的衍生和扩张而已；特别是在电视制度的变迁动力上，大家甚至有截然相反的看法，有的认为市场是变迁的动力，有的认为市场不起作用。所以我认为，从更加广阔的视角出发，把中国电视制度的变迁看作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一部分来研究，也许对各位研究者理解这个问题有所帮助。

编校　杨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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